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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实录|独自进武汉当心理志愿者,我竟也两次崩溃

发布时间: 2021-05-28 14:20:24
口述 | 毛 平 整理 | 沈 林 昨天中午我吃到了久违的花卷,比泡面的滋味香多了。虽然我不太介意吃喝,但连续吃了快一个月的泡面,鼻子里似乎总闻到泡面的味道。 山东到武汉,在平时,坐飞机只需要一个多小时,就算是火车,7个小时也足够了。但2月1日,我决定到武汉做志愿者的时候,整个湖北都封城了,拉着三个行李箱、两个背包,我坐火车、坐滴滴、坐三轮甚至还走路步行,绕行兖州、洛阳、信阳、武胜,辗转多地,2月4日,终于成功到达武汉。 您问我为什么非得去武汉? 我觉得我能帮上忙。 我是军人出身,转业后曾经在北京蓝天救援队工作,救助经验丰富,现在在北京做律师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,我以志愿者的身份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了灾区,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陈家坝镇和宁夏的消防总队并肩战斗。 我有急救护理经验,还曾在北师大读心理学硕士,做过心理咨询。因此,在疫情变得越来越严重后,我觉得来疫区能发挥我的价值。瞒着家人,我悄悄联系了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,他们急缺护理人员及心理咨询师,答应接收我作为志愿者。 一天接上百个求助电话 从信阳跨过省界线到湖北的时候,警察对我说:“你想好啦?现在回头还来得及,还可以回去,进了你可能就出不来了。” 我笑着回他:“会出来的,只是会晚点。” 我的三个箱子装的是一个月的存粮和半行李箱药品,得知我要去武汉,我还有朋友给我买了保险。所以,就算是爬,我也得爬到武汉。 但真正到了武汉,情况有了变化——武汉出了一个新规定,医院不能单独接收个人医护志愿者,只能市卫健委统一安排。虽然我的名字报上去了,但迟迟得不到批复。 护理工作做不成了,但也不能闲着呀。当地志愿者给我找了一个小酒店,有了落脚的地方,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公布在网络上,我的朋友也帮我不断推广,通过电话,我开始做一些心理咨询和辅导。 一开始主要接听的都是朋友的朋友,慢慢地,来电话的人变得不熟悉了,电话也越来越多,最高峰的时候,一天能有上百个电话,每天早晨6点起床到晚上睡觉,我的两部手机一直不停,忙得连饭都来不及吃,而接收的大部分都是负面情绪,那段时间,我的耳朵常常因为接听电话时间过长变得难受——其实电话咨询在哪儿都能做,但我人在武汉,对于武汉的朋友来说,可能会对我更加信任。 找我的人里,有因为害怕这个未知病毒的,有对于不熟悉的处境感到担忧的,大多数人则是来求助的,我常常一个电话打半个小时,通过医生朋友,我了解到发热者想做核酸检测应该要走怎样的流程、去哪些医院能检测等,我也把这些信息告诉找我帮忙的朋友,甚至尽己所能帮他们联系到医院。 做电话心理咨询大概一周后,我发现一个问题。跟我求助的人里,主要是大学教授、高级白领、私企老板等等,换句话说,我的服务对象里大部分都是社会中产阶级以上,他们手里的资源相对较多,但更需要帮助的中低收入者却很少联系我。 我想到,这群失声的人,他们可能连手机都不会用,没办法给我打电话,不会抢购口罩,甚至连温饱都解决不了,他们才是我来武汉的目的。 我在武汉有几个朋友,他们在社区值班,我就通过他们深入社区,还有很多朋友通过微信给我转钱,我拿着这些钱在当地购买医护物资,包括口罩、酒精、84消毒液等防护用品,体温计、药品、营养品等,再送到非常紧缺物资的患者、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医护人员那里。 当时,我每天跑几个药店,自己采购、分拣、配送分发等,口罩还是限购的,但药店知道我是买来捐赠的,就会让我多买些,到货也会给我预留。近的地方,我就步行去送,远的地方会托快递小哥,后来志愿者给了我一辆电动车,我就骑电动车送。 戴着蓝防护帽、白口罩,穿着蓝外套、黑裤子,再在脚踝处套个塑料袋,这就是我的防护措施了。这期间,我还给需要的人做心理疏导,很忙很累,但很充实。 方舱医院里的“祥林嫂” 2月19日,我随新疆兵团医疗队进驻武汉客厅方舱医院,跟随心理医生张桂青,为确诊患者做心理疏导。 在方舱医院,我第一次穿上正式的防护服,是一种窒息憋气的感觉,医护人员真的很不容易。 到的第一天,有人知道心理医生来了,就有患者找到我说,你赶紧去看看一个老太太。原来,这个老太太进了方舱医院以后,每天都在打电话哭诉,她的老伴因为新冠肺炎已经去世了,她情绪很不好。说实话,这些经历旁边的病友听第一遍的时候,觉得她很可怜,很同情,但要是天天听,加上老太太嗓门也大,也受不了,而且方舱医院的病房很大,周围的病友也被带的情绪不好了,大家都有些沮丧。 所以我到她床边了以后,就握着她的手,跟她聊了很长时间。其实心理咨询大多数时候也是在倾听,他们需要倾诉,最后我再给她一些建议,告诉她我能为她做些什么。我告诉她,她必须要好好照顾自己,康复了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,以后有什么事,就写下来,她慢慢也就平静了下来。 在方舱医院里,我发现自己很受欢迎。或许是因为这个病目前没什么特效药,医护人员没啥办法,但我做心理疏导,往往一交流就是个把小时。聊着聊着,大家就处成了朋友。 后来,方舱医院渐入正轨,我就到了武汉商职医院。相对于金银潭、协和、同济这些大医院,商职医院是一家二级医院,很多运到武汉的物资都送不到这里——就我的观察来看,其实武汉现在并不缺物资,但是在分配上存在一些问题,比如很多定点医院,知名度高的医院,政府的分配上会优先照顾,还能接收社会的定点捐赠,但商职医院这样的医院,知名度低,我们进病房,连套像样的防护服都没有。 于是,我开始给商职医院的医生护士找防护物资,我还把这一情况反馈到了指挥部。没想到,指挥部要求整改的要求下达到区以后,医院院长还埋怨我多事,但基层的医护人员给我发消息:毛老师,我们都支持你。 我觉得我还挺开心。 这两天,我给医院搞了点鲜牛奶,医护人员需要营养,病人也需要。 社区工作人员在我面前崩溃 很多时候,我在社区帮忙。有一起工作过的社区干部也被病毒感染了,我想去医院看他,他死活不让我去,怕我被传染,风险太大。 你看,疫情面前,就是这样,有些人让你恼火,有些人让你流泪。 记得2月10日,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马国强说,截止到2月9日,武汉户数排查的百分比已达到98.6%,人数排查百分比达到99%,并争取在2月11日完成所有疑似患者的检测清零。 这个数据很快遭到了网友的质疑。身在一线的我,自然更加了解这一数据的荒谬。当时,我在武汉水果湖街道支援工作,但当时该街道仍有180余名确诊患者得不到收治,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危重症患者,他们被迫与健康的居民居住于同一小区,增加了病毒传染的风险。在武汉,像水果湖街道这样的基层社区还有100来个,保守估计还有10000多未收治的病人。 我把我收集的这些情况写成了一个报告,建议社区要进行拉网式的排查,把病人都找出来,这份报告被辗转递给了上面,据说上面很快就批示了。过了几天,2月13日,湖北省、武汉市双双换帅,这一天,武汉市新增了13436个确诊患者,是前几天的六七倍。 我不敢说这份报告在其中起到了多大作用,毕竟领导们有很多消息渠道。但13436这个数字出来以后,再走到武汉大街上,你能明显感到氛围要比以前轻松了很多。 不过,由于武汉要求社区严格实行社区封闭管理,这两天找我的人又变多了。前阵子,一个保安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精神问题,我过去处理了之后,他情绪暂时稳定下来,但我还是希望他的父亲能尽快赶来照顾他,因为现在他的情况,需要一个既亲近又有威严的人在身边,才能管住他。由于干预及时,这个小伙子如今已经恢复了正常。 当天,处理完这个案子以后,我去社区的办公室坐了坐。社区的小姑娘跟我聊着聊着就哭了,她年纪不大,非常时期的氛围让她崩溃,我默默地听她说话,尽我所知给了她一些建议。 那天回到家,已经晚上11点了。 我也曾两次崩溃,还想做女儿的超级英雄 疫情发生的一个多月,太多人情绪绷不住。甚至我也遭遇过情绪的崩溃。有一次我刷视频看到一个小女孩被隔离了,心里特别难受,因为我也有一个8岁的女儿,一下子感同身受。 最近,我想起我碰到的一些不愿意担事的领导,还有一些说风凉话的人,我也问过自己,这么跨越1000多公里,经历重重困难跑到武汉,是为了什么? 我现在住在朋友的民宿顶层,买不到菜买不到水果(因为超市不对个人出售),要是去医院去社区能吃顿工作餐,但早上晚上往往就是一顿泡面了事,真的有意义吗? 最难受的时候,我把我的这些疑问发到了朋友圈,很多朋友安慰我。我想:嗨,毛平,你来干吗来了你,你不就是志愿者,自愿要来做事的吗?做事不是要得到表扬。孩子的妈妈看到了朋友圈,也跟我说,我只要对得起我自己就好。 其实,1月初的时候我来武汉出过差,在武汉呆了两天。回到北京以后,我的状态不太好,但还是频繁出差,去了广州、郑州、济南等等,后来就发了高烧,浑身无力。 平时我的身体不错,当时生病的感觉是这么多年没有过的。高烧、头疼、咳嗽、胸痛......我对照着网上新冠肺炎的症状,觉得自己简直完全一样。我联系了那些天出差遇到过的所有朋友,告诉他们我的情况,希望他们暂时先自我隔离。 后来,我的病情一度恶化,我甚至有个念头:我的生命是不是就走到这儿了? 不过,到了腊月二十九,我的身体慢慢恢复了。到现在,我依然不能确定我得的是不是新冠肺炎,幸运的是,当时跟我接触过的人,没有一例感染的。但年前的这场病,让我坚定到武汉的心,另一个原因是,我还想用行动告诉女儿,什么是更有意义的事。 来之前,我朋友给我买了上百万保额的保险,我跟孩子妈妈说:万一,假设的事发生了,告诉孩子,这样的人做她父亲,不丢脸吧?孩子妈妈对我有些无语,但最后她宽慰我:爱你所爱,行你所行,听从你心,无问西东。 早春的武汉春风拂面,这两天接到爸妈打来的电话,询问我的近况。我告诉他们我过得好着呢:吃着大餐、住着五星级的酒店。其实,我特别想念妈妈蒸的馒头,就算只就着大蒜,我也能吃两个碗大的馍馍。 武汉,一起加油吧! 举报/反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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